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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以后，许仙有时间了就会找老者聊一会儿，两人倒是聊得颇为投机，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老者说姓名早就忘了，可以叫他钓叟。
钓叟虽然在西湖断桥垂钓，心里想着的却是国家大事，他的话题都是随着变法展开的。
楚国穷。
不是说楚国GDP到了崩溃的边缘，而是朝廷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，造成财政匮乏。
楚国继承了后周的一切。
但凡一个国家是继承而来，那么免费获得国土、权力的代价，就是连前朝的疾病也一起接了过来。
不能只占好处，不付出代价，对不对？
赵匡胤在“陈桥兵变”后建立大楚，免费继承了后周的国土、官员，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变，只不过换了一个皇帝。
后周的官员留在岗位上继续发热，在统一战争中为了减少反抗，南方十国的官员也大多留了下来。
不仅是宰相、枢密使、节度使......就连团练使、刺史也大有人在，再加上朝廷新设立的通判、知州等等，什么官都有。
此时，大楚朝廷是一锅大杂烩。
“冗官”的积弊，开国时就有了。
文彦博说：“非与百姓治天下，与士大夫治天下。”
怎么与士大夫治天下呢？
无非是分享利益。
在楚国，只要一人当官，全家都能受益。
从宰相一直到大夫，都有资格让子孙、亲戚做官。
开国功臣曹彬去世，换来家族20多人做官的资格。李继隆去世，也荫庇了几十人。
再加上科举扩招、卖官鬻爵、商人授官......楚国官员的数量急速膨胀。
楚真宗年间的官员数量是9700多人，到楚仁宗年间就涨到17000余人。
这还只是有级别的正式官员，待岗、候补的更是不计其数。
更重要的是，朝廷给官员的工资很高。
楚国工人、农民的平均月收入是1800钱，只够一家人糊口而已。而一名九品官的工资，就能达到12000钱。
宰相就更夸张了，月工资是40万钱，这还不算其他补贴、福利。
都说楚国是读书人的天堂，可不是嘛。
但享受着高福利的楚国读书人、官员，已经成为威胁肌体健康的恶性肿瘤。
相比冗官，冗兵也是大问题。
大楚初年，边疆有辽国、西夏在闹事，朝廷不得不在边疆屯驻重兵，再加上中原无险可守，只能增加禁军数量来保卫汴梁。
为了防止农民起义，每逢灾年，朝廷都会到灾区招兵。把青壮年都安抚好，想起义都找不到人。
楚国逐渐形成辽国、西夏、汴梁三大重兵区。
有多少人呢，100多万。
楚太祖年间，全国士兵共有37万，其中禁军19万。
仅仅几十年后，这个数字就翻了3倍。楚仁宗年间，全国士兵共125万，禁军82万。
125万士兵的粮草、后勤、补贴、装备......任何时代都是一只吞金兽，在农业社会足以拖垮一个国家的财政。
冗费则来自皇帝、官员的奢靡浪费。
皇帝嫁女儿、娶儿媳妇要气派吧、庆贺太平盛世要办舞会酒宴吧、各部门要不要经常考察、旅游啊？
除了正式官员以外，那些办事员、科员等“吏”是没工资的，但也得养家吧？只能靠贪污受贿了。
大楚经济再发达，也经不起这么造啊。
大楚的花费很大，可收入却有限。
公元780年，宰相杨炎建议德宗施行“两税法”，废除“租庸调制”，只收取地税和户税。
根据土地占有量和财产多少来交税。
后来因为家庭财产根本没法统计，只能盯着看得见的土地，所以“两税法”逐渐只征收地税。
为了扩充财源，朝廷建立起盐铁专卖制度。进入五代十国，各个军阀为了筹措军费，把专卖制度更加发扬光大。
这一切都被大楚继承了下来。
反正是按照土地收税，只要有人种地就能收到钱，也就没必要搞什么分拆田地之类的事了，这也是“不抑兼并”的国策由来。
可问题是：有一帮人不需要交税啊。
那几万名官员和亲戚、朋友占尽大楚红利，却不用付出一点代价，而兼并土地的急先锋，也是这帮人。
大楚初年，交纳地税的自耕农占人口的一半左右，到楚仁宗末年只剩下三分之一，不用交纳地税的耕地占70%。
根据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的原则，地税只能减少，绝对不会增长。
幸好还有专卖制度。
除了盐、酒、茶等人民群众的刚需产品，朝廷把矾和香料也纳入专卖体系，或直接垄断，或寻找代理商，反正能赚钱就行。
垄断的利益是巨大的，大楚把专卖制度发展到极致后，收入一度占到财政总收入的60—70%，地税只占一小部分。
大楚的富裕和商业繁荣，大抵来源于此。
可在那个时代，又没有什么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，一旦把垄断做到极致，专卖的潜力也就挖尽了。
红利消失殆尽时，大致是楚仁宗末年。
几年后，楚神宗继位称帝，面对的是一副惨淡光景：
地税早已枯竭，能维持下去已经不容易，打土豪分田地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
专卖制度也没有增长点，红利到头了。
可朝廷开销却在不断增长：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、朝廷越来越奢侈、军费开销有时占财政收入的80%......
所谓“百年之积，唯存空簿”是也。
这样的大楚，可真是穷到家了。
就在这样的局面中，诸葛半山走上历史舞台。
地球上的大宋，变法的是王安石。
缥缈界的大楚没有王安石，主持变法的是诸葛半山。
彼时，在地税枯竭、专卖无法增长的既有情况下，诸葛半山另辟蹊径，提出“理财”的概念。
想在既不增加地税伤害农民，又能增加财政收入中寻找新的平衡点、增长点，也就是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。”
说起来复杂，其实也简单。
方田均税法：
清查土地占有情况，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，让多占田者多纳税，少田无田者减轻负担。
青苗法、市易法、均输法：
都是之前王朝用过的老梗，朝廷把仓库中的粮食和钱拿出来，直接参与市场经济，既便民又生财。
保甲法、保马法：
建立严密的基层组织，可在必要时征召庞大的民兵队伍，又把经营不善的国营马场，下放给基层经营。
免役法：
出钱免除劳役，官府再雇人干活。
诸葛半山希望用国家力量来影响市场，最终达到民间和朝廷力量的再次平衡。
虽然不像汉武帝一样狠，搞得“中产之家皆破”，但足以为帝国续命。
变法也确实带来丰厚的红利。
变法铺开以后，“青苗法”每年能带来将近300万贯收入，免役法也能带来将近400万贯，各项变法收入加起来，最终积蓄了可供朝廷使用20年的财富。
神龙六年，西北军收复5州，扩地2000里。
但也到此为止了。
“神龙变法”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外表，却远远没有触动灵魂。
当时的许仙，还没有穿越，没有地球上二十一世纪的先进思想，却对变法有着独特的理解，让钓叟赞不绝口。
现在的许仙，拥有二十一世纪的记忆，站在巨人的肩膀看诸葛半山的变法，又有了不同的理解。
许仙又说了一番自己的见解。
马克思说过：“为了100%的利润，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，有300%以上的利润，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。”
有资本的，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。
东方和西方不同，基本没有宗教战争。东方的变法和造反，几乎都是为了重新分配利益。
诸葛半山自诩“理财”，其实还是在劫富济贫。
在他的理想中，老百姓是不用加赋的，但是在产业变革之前，世界财富是固定的。既然不从老百姓手里要钱，就只能洗劫利益集团。
从来不会有你好、我好、大家好的事情。
在变法的过程中，迎接挑战、攻击是题中应有之义，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人来支持诸葛半山。
很不幸，楚神宗不是一个好领导。
满朝文武和天下富人都是旧体制的受益者，现在冒出一个诸葛半山，怎能容你？
于是，所有人都实名反对变法。
司马光公开批评诸葛半山：“这样不行啊。”
韩琦上书否定变法，富弼辞职，就连苏轼都差点因为“乌台诗案”送命......
面对这样的攻击，楚神宗扛不住。
站在楚神宗的角度上看，其实也能理解：
“所有朝堂重臣和一个诸葛半山，到底该怎么取舍？其实不难做。”
不是所有人都有魄力用自己的牺牲，换取后代的幸福。
如果有一个强力君主支持，诸葛半山就能成功吗？
至少有一部分不行。
“神龙变法”的内容，和商鞅、杨炎、刘晏都不一样。
他们或是砍掉既得利益阶层，或是重建财政来源。
只要有强力君主支持，是可以办到的。
而诸葛半山是用市场来调节。
根据现代商业的经验，想要完全市场化，需要有完善的金融机构。
存钱贷款找银行、损失理赔有保险，对不对？
按照变法内容：
青苗法、市易法、均输法等法令，应该由银行、国企来执行，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和信誉，做为官府和农民的中介层。
甚至买卖都需要繁荣发达的工商业来配合。
变法的一部分内容，本质上是商业行为。
可大楚毕竟是古代王朝，没有先进的金融机构，除了垄断专卖，也没有繁荣的工商业，只能交给官吏来执行法令。
用行政命令直接指导商业行为，往往会产生腐败、粗暴、和强制性摊派。
比如青苗法，官吏怎么能知道谁需要贷款呢？
如果不是需要贷款的农民去主动，即便他们一家一户查找，官吏也不会知道到底把钱借给谁？再加上指标摊派，随便找几个人拉倒。
需要的人借不到钱，拿到钱的不需要。
真是缺了大德了。
归根结底，这部分法令太超前，大楚的社会组织根本不兼容。
就像一台90年代的电脑，都老掉牙了，你非要拿出来玩最高配置的王者荣耀、绝地求生......不死机才怪。
听许仙说到这儿，钓叟懵了，问道：
“马克思是谁？什么宗教战争？什么电脑？什么王者荣耀？什么是死机？”
许仙一时嘴快，说出了超时代的东西，只得胡乱解释了一番，也不管钓叟听不听得懂，又继续侃了一会儿，道：
“没有强力君主支持、没有金融机构，不论是地税或理财，都没有成功的可能。
诸葛半山没有错，只是生错了时代。”
许仙评价诸葛半山的神龙变法是七分功，三分过，这三分过是因为检验过的真理，到下面具体执行的时候，却出现了偏差。
钓叟说道：
“这一切的一切形成了大楚的天道，它守护着大楚开国以来既定的规律，不管是谁，想要反抗，都会遭到疯狂的反噬。”
许仙最后说道：
“天道不足惧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畏。
只要能做到这三点，变法其实不难。”
许仙对变法的见解已经超越了这个时代，钓叟面现惊容，道：
“短短几个月不见，小哥对变法的理解竟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！
听小哥一席话，有如醍醐灌顶，令老朽茅塞顿开！”
顿了顿，钓叟问道：
“小哥，以大楚现在的形势，究竟要如何破除祖宗成法，才能逆转天道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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